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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宣中行初字第00018号行政裁定书。
有一些在国家举办的事业、企业单位中工作的人员，他们从事的也是公务活动，但并未纳入国家的行政编制系列，因而不能认定为公务员。此处解释所指涉的上述人员大多同时具有人大代表身份，在此范围之外的其他人大代表明确被排除在监察对象之外。
（五）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在立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执法高度依赖于法律解释和立法细则的规定，否则便引发执法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危机。在总共21条宪法修正案中，其中有11条关涉监察体制改革的内容。（2）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和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当下，内务司法委员会本就具有监督服务职能，若增加对代表违纪的惩戒监督，从理论上来看不存在任何障碍。
仅以履行公职为标准，还不能明确的界定某类人员是否属于公职人员。妨碍监察法规定的监察机关行使职权时，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应该遵循的相互关系原则，导致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失衡……。[30]如果行政协议的内容不具有可分性，或者没有无效部分就不可能缔约者，则整体无效。
但该意见被二审法院纠正过来。如前所述，在行政协议的无效认定中，充斥着依法律行政原理与契约严守原则、法律优位原则与法安定性原则之间的矛盾。从德国行政协议无效的立法、学说及实践已然明了，行政协议的无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第1项适用的是行政处理的无效标准。
（一）适用行政行为无效标准 2014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行政协议的无效标准，但该法第75条规定：行政行为有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者没有依据等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判决确认无效。所以，确认该协议无效的诉讼请求不能成立。
[20]但对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认定，在理论上仍然争讼纷纷。违宪说的批评也影响了《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9条的理解与适用。同时具有合同的属性，也要遵守契约的基本原则。但行政机关就无法获得这样的对待。
反之，例如，相对方明知违法而与行政机关签订协议，则不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法安定性原则应当让位于依法律行政原理。再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之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该条规定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谓和解合同、双务合同的无效标准问题要作为法解释问题处理，还有不小的难度。在准用合同法无效标准上，日本学者田中二郎指出，公法上的契约以公法效果的发生为目的，其自身具有公共性质，因而，仅从当事人利害调整的角度规定的私法规定……不能原封不动地适用，必须从保护公共福利的角度予以特别的考虑。
当然，有学者认为，如果将私法有关合同签订的规则（如缔约过失）合理地适用到行政合同，该规定就是多余的。对于该项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进一步明确指出，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
在德国州一级立法（史莱斯维希-荷尔斯坦因州行政程序法第126条第3款）中还出现了一种折衷的解决办法，即可以在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主张无效（Unwirksamkeit）。[27] 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23页。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连信赖保护等正当化理由也没有，纵然违法，也不予任何制裁而任由行政契约存在，行政程序法的规定违反依法律行政原理，进而违反法治国家原理。相较于行政协议自身的特有无效标准主要还是立法问题而言，适用行政行为无效标准、准用合同法无效标准则主要是解释问题。在日本，行政上的契约是行政的行为，但有关的争议却由法律关系诉讼来解决，这也是确立了的法原则。进入专题： 行政协议 无效认定 。学界一般认为，在判断行政协议无效时，可以准用民事合同无效标准。
对违反强行性法规者应予何种制裁属于立法裁量的范围，但能否不予制裁却不在立法裁量之中。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三、行政协议无效与合同无效标准的准用 行政协议也是一种合同，也应遵循合同的基本准则。第3项的立法理由是，应当确保和解合同的规定得到遵守，禁止没有实质前提（互让）、没有形式前提（相关事实和法状况的不明确性）就缔结合同，而且，行政处理具有相应内容就会因程序和形式之外的原因而违法，法律上禁止缔结这样的和解合同。
[5]合宪说更多地侧重于行政契约的合意性，而违宪说则更多地认为行政契约也是一种行政活动。法院审查后认为，案件中不存在重大且明显违法情形，也不存在受胁迫签订协议情况，故涉案补偿安置协议的签订应系吴晴真实意思表示，且协议内容亦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行政程序法规定了比行政行为更广的无效原因。之所以放弃过去的二分法，其目的在于给予行政契约的合同属性一定程度的尊重。[2]最后一种立场也成为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4条的基础。例如，在黄中桂诉常德市市政公用事业管理局违法解除行政协议案中，两审法院均首先审查了行政协议的效力，然后再审查市公用局单方解除行为的违法性。
[12] 张增林、张勇与北京市门头沟区人民政府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行终861号行政判决书，2016年11月8日。只是囿于我国尚缺乏行政协议的一般性实体法规定，法院在类型化处理上作用有限。
文章来源：《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德国联邦行政法院曾指出，1964年8月5日合同的有效或无效要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规定来判断。
[32] [日]大橋洋一「行政契約の比較法的考察」法政研究58巻4号127頁（1992年）参照。但之后被告拒绝履行协议，被告上法院之后，亲自证明了相关违法事实的存在。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行政合同由于其合意性，其存续性（力）应当比单方面作出的国家行为强。[21] 参见江必新：《行政协议的司法审查》，《人民司法（应用）》2016年第34期，第11页。在行政机关可以废止具有相应内容的行政处理时，如果合同当事人始终能请求废止合同，则与合同的本质相悖。
[23] 在牛晓民等165人诉陕西省商洛市国土资源局行政协议案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本案中被诉征地协议虽存在征地协议文本不规范、社区负责人代替所划分的工作组代表人在协议附件签名及补偿费用未及时支付等瑕疵，但该协议系根据商洛市政府审批同意并依法公告的《西街片区旧城改造项目土地征收补偿实施方案》签订，协议内容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胁迫、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等情形。[27]我国学者也认为，当私法契约无效规则与行政行为无效规则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适用行政行为的相关规则，只有如此，方与行政契约的本质属性相合。
《合同法》第58条规定，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为，行政合同借助公民同意而成立，可以包含在单方法律行为、特别是行政行为方面不适法的处理内容。
存在值得保护的信赖时，法安定性原则优于依法律行政原理。被准用民法规范具体有行为无能力（第104/105条）、内心保留（第116条）、通谋虚伪表示（第117条）、错误、欺诈、胁迫（第119/120/123条）、要式行为（第125条）、客观性原始不能（第306条）、违反善良风俗（第138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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